厦门PX事件时，我还在读大学，那时候一句“民不知有国，国亦不知有民”让我愕然。《厦门人民这么办》一文，我第一次把《我爱问连岳》里的连岳和公共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
和现在网络上那些毫无证据、不讲道理只利用自身影响力到处发表“高见”的“公知”不同，连岳当时不只是发表对于PX项目的反对意见，而是很具体地建议民众以何种方式群起反对。
连岳的价值就在这里：当他意识到向权力讲话无效的时候，他根本漠视权力，当他意识到只有个体言论力量还不够的时候，他敢于召唤民众。当时一位网友评论连岳时说：
“谢谢你，连岳。因为在那个欺骗与恫吓纷飞的初夏，是你撕破他们虚张声势的嘴脸，告诉我们不必害怕，捍卫家园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权利……因为当一切尘埃落定，是你引导人们开始思考公民社会的本质和未来，给当事人智慧而中肯的告诫。
根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标准，“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三条：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2.“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连岳是不愧于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的。
如今，连岳自己早已卸下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商人。他的身份和立场早就改变了，“在大城市买房、照顾好家人、自由市场”变成了他文章里的关键词。
社会也已经变了。那时候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韩三篇）不仅能发表出来掀起那么大的风波，还既能被指责“偏左，这是跪舔党中央”又能被骂“杀不了权贵，就开始杀戮民众”还会被讽刺为“投机主义”。虽然有危险，但是大家还是能说一些话，能做一些争论的。如果放在今天，韩三篇还能发的出来吗？
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被“公知”所替代
如今大家所厌恶的“公知”是什么样的呢？
有学者认为现在的公知是普遍右倾的。他们轻易的就把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归结到国家制度层面来批判。
其实不管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利用某种社会身份在不懂的领域，不经考证的发表意见；立场先行，既无道理又无论据，批判式思考变成了只批评某一方；墙头草，风往哪儿吹就往哪儿倒，道义对他们而言就是个道德装饰品…..
这样立场大于事实、大于逻辑，一不调查二无思辨的人就算“右”到泰坦星，也配不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
公共知识分子去哪儿了？
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学术界，还有媒体和作家、艺术和律师等群体。如今媒体式微，不少媒体人转行去了公司和政府部门，从公共事务的发言人变成了“封别人的嘴”的人。一些艺术和律师则转型忙于赚钱，来保平安。看看曾经公共知识分子最大的来源群体，学术界：
一些传统的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里，忙着发论文、评职称、找项目。有些知识分子的智力优越感让他们不再区分真假问题，只在乎“高级还是低级问题”，值不值得他们开口。
这些人变成了精致的功利主义者，欣然的接受现实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和小麻烦。引领社会发展和启迪民众的责任与义务早就被束之高阁还落上了灰尘。他们懒得或不屑去为民众开启一扇扇窗。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也是自我革命者，能够挑战和超越自己，反思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印记，不超越自己又怎能替“公共”发言呢？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是被“吓”的躲回了象牙塔。一方面是当局的审查，另一方面是来互联网的“威力”。网友对发言者的要求：今天的观点没有问题，过去的观点还要被今日的标准审查。如果过去发表的言论，不符合今日的标准，那所有的观点都值得怀疑。对观点的表述里一个细节错了，整个观点就会被完全唾弃。
知识分子如果缺乏对社会的关怀或者压制这种关怀，是无法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愿意为公共事务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莫大的勇气，去面对辱骂、人肉、挖苦、恐吓、讽刺。
当他们这些可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不再发声，那些缺乏专业背景的“公知”带嘴不带脑的披甲上阵了。
社交媒体上“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不是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不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确是右倾的，有的人把这部分群体贴上了“自由派公知”的标签。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超过40岁。他们在1980年代长大，当时中国社会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十年，将西方视为改革的典范。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而言，西方政治模式仍然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
这些人提倡自由主义也是因为曾经知识分子群体被针对，还有对动荡十年带来灾难的恐惧。不少曾经的老干部也是受害者，所以这种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和不信任，也曾获得党内支持。
这种被国家权力的鞭子曾经肆无忌惮抽到自己和家人身上的“自由派”，是非常“顽固”的。那种亲身经历的疼痛，不是几句“伟大复兴”的口号就能被遗忘的。
但是，中国最活跃的互联网用户仅出生于90年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向地缘政治大国的转变，并且比他们的父辈们更加自信地表现出民族主义。其中许多人在成长初期曾去过欧美，对西方持更细微的看法，发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这都和上一代吹捧的西方自由天堂形成了鲜明对比。结果，他们不愿崇拜西方，而是更倾向于保卫中国。
若论政治立场，除了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有新左派和新儒派的知识分子。新左派宣扬平等主义和社会正义，比如赞扬重庆模式的。新儒派则相信中国（以及世界）的未来在于中国儒家过去的复兴（或重塑）。不过，这些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如“自由派”多。
其次，这些年政府把自豪和羞辱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文明遗产的骄傲和中国的崛起带来的陡增的自豪感，殖民时代被列强羞辱的记忆被和如今被“外部势力”欺压。自由派更容易被视为民族主义的“敌人”。
所以，“公知”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还是以自由派为主，被描绘成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追捧。他们的言语中，把中国视为无法克服其社会政治体系内在问题的典型。
公共知识分子沉默，“公知”横行的时代
曾经的官员和皇帝偏离儒家道德时，批判他们就是儒家文人的责任。知识分子也曾帮助结束了封建制度，为辛亥革命铺平道路。孙中山先生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
虽然国民党政府试图压制批判和异见，但仍没有能力完全压制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继续批判当局政策并提倡政治改革。90年代后国家不少政策其实都是回应知识分子呼吁。
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如今不少人以为贴上政治立场的标签，骂骂国家和政府就能成为“公知”。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是个知识分子。诺姆· 乔姆斯基不仅是反帝国主义者、反战人士、美国激进派政治人物代表，他还是分析哲学的泰斗、认知科学的发起人之一、逻辑学家、麻省理工的语言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的准入门槛都要比专业知识分子高很多，如今社交媒体那些“公知”们有几个有经得起质疑的专业素养、能把握好社会批判的尺度，还能提出建设性意见的？
连岳变了，社会变了，公共知识分子让位给了“公知”。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个说出“人不当自己的主人，就难免成为别人的工具”的连岳，也早就开始把读者当消费者，做起了电商生意，卖起了“观点和意见”。
抱有期待且没有放下的，可能只是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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