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超作品欣赏
文化人的最大悲哀
——对权力的绝对依附
解 超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就是老百姓说的识文撰字的文人；老百姓心中的文人也就是当下他所见到的被周围人称作的＂知识分子＂。从某个角度或某个层面讲，老百姓的这种认识也算有道理。但是，严格地讲，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有担当和批判意识、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心、乐于为民请命、敢于和权力叫板的人。然而，回顾历史，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上没有这些先进的东西，反而“无行”之举是特别严重的，且前代对后代的影响更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尽管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代代遗传下来的许多沉疴，然窃以为最为明显最为广泛的余孽乃是“媚权”，即: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和依附。因此可以说，传统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不仅没了人格和尊严，而且一直是权力腐败的帮凶！人常说“癌之难除，症根深矣”。当今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对权力热衷追求的毛病，就是因为这种“毛病”早在专制制度出现以后就存在了，且越往后越明显，真乃是根深蒂固。历史上的“王权”、“皇权”都是至高无上，权力之于民众象苍穹笼罩大地一样严实，民众只能俯首听命，丝毫不得轻举妄动。知识分子自然也难逃权网，要得生存和发展，只有将学得的“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如此，也才可能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形。知识分子若不去给权力帮忙、帮闲，在权力面前不低头弯腰、唯唯诺诺，不如临渊履冰、恭敬从命，就没有任何出路。历史上，知识分子曾被称为政权者的门客、舍人、食客，读书的目的就是吃饭穿衣、升官发财，且发财的唯一途径就是当官，要不怎么能说“学而优则仕”呢。这一病根有人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有了大一统的封建政权之后，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用一种思想钳制民族精神，禁锢民族灵魂而产生的，且举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例子。岂不知，即使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为自由和活跃的时代一一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些各怀绝技，背负着自己鲜活的思想观点，穿梭于林林总总诸国之间的儒、法、墨、道、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他们著书立说，设馆授徒，开宗立派，但依然没有把自己从事的教育、治学、思想当作独立的事业和文明的星火来自觉追求和传播，而是朝思暮想盼望得到某个君王的赏识，有朝一日能晋身朝廷。这一点就完全迥异于西方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们，人家的思想成了独立的学科，而我们的精神领袖却个个成了权力的奴隶，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从诞生就具备奴性、就命运悲哀的原因。造成这一病根的原因固然有“专制制度”的统治，但这毕竟是外因和次因，而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缺陷和精神矮化，才是问题的内因和主因。当然，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也曾有过一些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另类和几个气贯长虹登高一呼敢向至高无上的皇权发出质疑、提出批评的殉道者，他们才是读书种子中的精品和极品。古代有司马迁、杨修、嵇康、阮稽、海瑞、林则徐等，近代有章太炎、徐锡麟、秋瑾、孙中山、黄兴等，现当代那就多得无法罗列了。但在这个团队和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因而，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很难成为权力之外的一种有生而又独立的社会力量。历史的看，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无限忠诚，这个病症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甚至到了愚腐的地步。要说特点最为明显、影响最为深远的个案，我看莫过于写过《离骚》的屈原。屈原的不幸就是他不断地向楚怀王表达耿耿忠心，而权力集团非但不接纳他，反而排斥驱逐他，因而他发的牢骚就是鲁迅说的“不得帮忙的不平”。后世的知识分子没有看出屈原缺乏独立人格的一面，因而一直把他奉为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也难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忠君”和“爱国”是一胞之胎。在接受现代启蒙之前，国人的逻辑就是“忠君”和“爱国”可以划等号。知识分子要想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上有所建树，就只有“忠君”，就只有依附权力。否则就收获甚微，甚至会身败名裂、一事无成。例如，几乎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王维、孟浩然，由于性情不同，人生的轨迹迥然各异。李白、王维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就不断地追求仕途，二人多次托人走后门，梦想入朝作官，最后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功成名就。而孟浩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非但不主动要求“上进”，竟然把一次升迁的机会白白的葬送了。一次，玄宗召见诗人，让他们吟诗施展才华，大家都为圣上歌功颂德，而孟浩然却发出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怨言，玄宗听后很不高兴，说“我又不曾弃你，是你自己不求仕进嘛。”于是孟浩然被放归南山，从此，不得作官。如果孟浩然有独立人格，视作官如敝屐，也不失为一个硬汉知识分子，可悲的是孟浩然从此闷闷不乐，抑郁寡欢，颓唐萎缩，总认为无缘攀附皇室，白活了一生。既向往权力，又不懂策略、不讲手段，这就注定了他终生心理失衡的人生悲剧。正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今天，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心理随着现代文明的进程而渐趋淡化以至理性复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戊戌变法者用他们的思想之光和滚滚热血唤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方式仍是为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但他们相对独立之精神开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三、四十年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开始在权力之外寻求自主服务社会，独立完成自己追求的事业。而历史并非一帆风顺，总是波浪式向前发展。解放后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一度又把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惧怕和依附心理推到了巅峰。涌现了大批自我作践也伤害他人又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文化奴婢”。一些人真成了鲁迅说的“做奴隶不可怕，万怕的是做奴隶做出了快乐”！而今，曙光总算出现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当今的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依附心理越来越淡弱，他们越来越自主，越来越独立，且在千万个不同的行业服务社会，创造着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实现着自身的价值，例如无数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我们更应尊重的还是哪些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大胆发声的社会科学家，最为敬佩的还是哪些出语最为艺术而又直接的作家。例如章怡和、王小波、阎连科，剧作家沙叶新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都尊从“犯上不作乱、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自由不泛滥”的原则，不迎合“主弦律”、不助阵“正能量”、不追求“XX奖”，大胆地喊出了“不为权力写作”的口号，他们深知“文学是生活的艺术再现”，“艺术创作有她自身的规律，凡此这些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可悲的是仍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上还残存着传统的余孽，在权力面前直不起腰，甚至把自己一生完全寄托于权力，唯权力膜拜;得到权力后又不珍惜和尊重权力，为所欲为，用权力坑害百姓;或者若在权力界捞不到地位和好处时，又心灰意冷，不知所措，遑遑如丧家之犬。一些本该在其它行业或领域很有天赋、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取得成绩的知识分子，竟然在权力界无畏地耗尽了自己，直到无法混迹的时候，才又无奈地回到自己真爱的事业上。无疑，这对自己对社会都是一种不幸，都是一大损失！客观地讲，权力或者政权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历史上的皇权没有法律的监督和制约，朝朝代代在不断地膨化它的功用和能力，拓展它的势力范围，强化它的社会地位。于是，权力在它的地盘上没有制约、无法无天，表现为至高无上、至宽无度、无所不能，常不知自身为何物。实践反复证明，不受限制和约束的权力易生腐败，而笼子内的权力永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去追求的。权力一旦正确发挥，完全可以济世救民，它的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要不绝对地依附权力、唯命权力，只要在法律的制约下行政，也就和在法律的制约下经商、做工、务农、治学等等（它们是并列的、平等的，没有价值上的高低、身份上的贵贱之分，只有是否适合自己)是一样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本钱就是知识，只要拥有了知识，就可以在各个领域立足，可以在各个行业、各个岗位服务于社会。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知识精英已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在一次讨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学术会上，我就说过：政治与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是意识形态里的东西，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兄弟或姐妹关系，不是父子或爷孙关系，他们谁不决定谁，谁不领导谁。政治学在西方也只是各门学科的一种，和其它学科是平等的，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都应有所制约，那么权力也不例外。而在我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权力是君，其他皆是臣，这个兄长一直行使着“父亲”的权力，使得其它学科蜗居曲长、难成其材。今天，应该是各归其位的时候了。最后，我说几句大话，也是一个自认为当今还算活得清醒的读书人炙热的心语：要做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要弱化对权力的绝对依附，崇尚独立之精神，弘扬自由之思想，拿起批判的武器，敢于对独裁亮剑、敢于对不公发声、敢于为科学和民主喝彩、敢于拿起手朮刀剔除社会肌体的毒瘤、敢于乘上现代化的列车，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疾驰！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作者简介
解超：毕业于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周至中学语文教师，后一直从事警察工作。中国民盟盟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剧协会员、西安市作协签约作家。曾长期担任《周至文艺》《二曲文学》等文学期刊的执行主编、主编。在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诗词、戏曲诸领域都有涉猎，已有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小说《豁口》《快乐无限》、散文《说说我的这双脚》《悬念路家寨》、随笔《殒命文化》、评论《冷静旁观慎思忖、莫叫浮云遮望眼》、长诗《娘的眼泪》《活龙山的春天》、大型剧本《公主情殇》《财神》《五柞宫》等都曾在不同界域引起较大反响，数次获得多个不同文学奖项。秦腔《公主情殇》参加陕西省第六届文化艺术节获“最佳编剧”等八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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