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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启示录(“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二次大战启示录》)

二次大战启示录

作者:Joe

纪录片全六集,均是当年的真实影像修复剪辑而成,没有一个后期拍摄的镜头,都是战地摄影师们冒死拍下的珍贵片段。另外,川井宪次为本系列创作的BGM原声大碟也是可圈可点,完全贴合这段历史的厚重感。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Farewell to Peace(Strings Version) 川井宪次 – Apocalypse der Zweite Weltkrieg (Soundtrack) –> 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TM-6 川井宪次 – Kenji Kawai Original Masters vol.2 ~よみがえる第二次世界大戦~ APOCALYPSE –> (此两首为纪录片阶段性情节压轴的配乐)

随着战地摄影师的脚步,你将看到在反坦克炮旁边若无其事的农民与他们对炮火习以为常的小牧犬,你将看到微微上扬的嘴角与欲哭无泪的眼睛是如何出现在同一张年轻纳粹菁英的脸上,你将看到来自西伯利亚的精锐如何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酷寒中誓死保卫家园。
 

“你给我记住,这世界从来都不和平,你只是有幸生在和平的地方。”
这是一位参加过越战的父辈对我说的话。根据他的描述,当年全营最怕死最窝囊每次冲最后的都数广东人,当然也没少他。谈到能侥幸全身而退,唯一感到有一丝裨益的就是从一个懦弱的人,成了一个真正的硬汉,只要有瓦遮头,在公厕他都能睡着。我当然相信他成了个硬汉,历史上甚至不乏连懦夫也可以发动的战争,但结束战争需要的又是什么?

战争固然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战胜国战败国都不是真正的赢家与输家,或者说,赢的是权柄,输的是每个活生生的人。在投降后的日本,学者进行的实地考察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幸存的日本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反而受到亲友的鄙夷,原因并非像流行文化对武士道精神的普遍理解,而是出于日本国内的民众对于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很多日本军人承受不住战争创伤后遗症与众叛亲离的双重精神压力而酗酒自杀。更有甚者,由于当时日军在战场上实施的死战军令,导致不愿意再厮杀的士兵在战后出现相约报复前军官的集体现象。(参阅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

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
———《全球通史》(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作中从基因层面论证人性对人类发展方向只具潜在性,而不具必然性,是否激活沉睡的基因库,取决于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主观选择。但都只是作为参考,因此本文不代表任何政治或道德或学术立场,只是作为一种建立在影片基础上的个人见解的分享)
 【  人  性  】 希特勒本人是个矛盾体,作为时间以及空间上的遥远观察者,我会认为这样的人甚至只适合独自一人禁闭于堡垒,不会跟任何人有亲密接触。但事实是,他对动物很有爱心,在孩子面前也常常真情流露,但对于其口中的劣等民族,却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是个极其虔信天命的人,说着《圣经》上的恩言,也同时憎恨着全人类。他上台后不久,就签署了几条保护动物的法案,然而却会同时恼怒于德军攻进巴黎后没有按他的要求放火焚城。

对于希特勒以及当时一众坚定贯彻他理念的军官,我们常以灭绝人性来形容。然而,这其中却隐含着真正令人汗颜的事实: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的推行以及其在德国本土实行的去基督教化(当时德国的教会洗礼由党卫军的军官取代牧师,耶稣像被换下挂上希特勒的肖像),反而是验证《圣经》性本恶论的极致临床实验。
贯穿《圣经》新旧约全书通篇的,就是救赎二字,而救赎的前提是堕落,而堕落的直接结果就是人性本恶,这是从圣经《创世记》开篇就奠定整个犹太信仰的第二因(在基督教世界观中上帝的创造属于第一因)——原罪。

(亚当夏娃与撒旦)

因此,在西方带有基督教信仰的学者眼中,和平世界中的人出于道德,出于尊严等诸多个人或集体因素,会选择对心中无法忽视的最深处的恶意进行压制与约束。人类社会的进步恰恰不是出于本性的释放与张扬,而是对它的管治与规限。
而在战争中,当德国人在经济全面崩溃的饥寒交迫下彻底绝望的时候,文明要素都已失效,甚至会成为活命的障碍,此时最真实的人性才得以真正的一丝不挂。可以说,希特勒等人反而是将最深埋的人性展露在人类面前。
这些党卫军的核心成员高度自律,他们的高级军官大都受过优质教育(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就成长自具深刻反犹思想的中产阶级家庭),希特勒本人更是个滴酒不沾的素食主义者,因此他们自认为是优等的族类,以冷峻笔挺的军装区别于所有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纳粹党对着装的要求与他们的精英优越感高度一致)。然而这帮人,同时又是狂热的情色爱好者,他们对感官享受的沉迷丝毫不下于他们对种族清洗的热枕。纳粹党用真实的行动告诉现世的人,极端的人性两面是可以在互不欺瞒的情况下忠实地捆绑在一个个体之内的,高度节律同时深度放纵,优雅虔诚同时麻木不仁。 

人大脑中的海马回是负责影像储存的,相当于信息库,杏仁核则用于处理信息,即建立在情绪上的信息比对,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成年人也会受童年印象影响他的判断。
人在童年时,理性思维未能完整建立,但却不影响海马回接收信息,这就代表此时接收的信息对受者来说还没有经过比对就直接形成基础认知,这些信息在意识中的牢固程度不是往后接受的其他信息可以相提并论的。如果说海马回里的印象信息是结果,那么杏仁核里的情感比对就是过程,缺乏过程的结果可能是颠覆性的,而要说过程与结果孰轻孰重也就更复杂了。 

可以举两个例子简单说明: 长期开车的老司机们都接触过这么一种讲法,要一个人认路,让他坐副驾十回,不如让他自己开一回,这就是缺乏判断的海马回对我们的方向感帮助不大的表现,认路不单是图像记忆,还需要逻辑与情绪,假如那是你赶去医院见你最珍惜的人最后一面的一段路,大概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怎么走,即使可能你很想忘记。

另一种情况是,美术生学习人体扫描。必须先经过训练,把情色与艺术区分开来,若不先处理好这个关系,要么是艺术世界长期对你产生性暗示,要么是你的性生活完全变成艺术世界而失去它原初的吸引力,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个灾难。因此,欧洲人最先发现了一种骗过自己大脑的方法,使美术生在绘画时面对裸体能不产生性冲动:就是模特不允许在学生面前脱衣,而是直接在帷幕后脱好衣服甚至摆好姿势再拉开遮挡物,以一种艺术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这跟开车的例子相反,恰恰就是只要海马回留住影像,减少杏仁核参与,从而剥离了因脱衣引起的性爱情感记忆的调动过程。而经过长期强化训练的美术生甚至可以达到不需要固定程序帮助,自行进入专业状态,也就是在艺术创作时,司空见惯的杏仁核“懒得”开动。

上面两个例子似乎与正题互不相关,实则是为了说明精神劳改的可行性,前一种是意识植入,后一种是情感剥离。纳粹党就是以洗脑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培养他们党卫军的青年预备队。这些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反犹主义思想,加上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完全受控于组织,基本上没有太多机会深入了解真实的犹太人,而只能通过被过滤的官方说辞来巩固他们的认知,最后,不论是原始印象,还是情绪上的判断,对于他们,犹太人是渣滓的观念就如自己的性别一样,是理所当然,人皆有之的共识。

希特勒主张的种族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借以煽动民众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手段,但民众的心智是否就真的完全被蛊惑了?还是希特勒也只是做了他们本来就希望他们的掌权者做的事?显然跟所有历史遗留问题一样,这不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所有历史都只是表明这些都是既定的事实,但并没有任何依据证明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方向,只能从历史事实的蛛丝马迹中拼凑出一幅近似的画像。
事实是,包括最著名的施陶芬贝格上尉炸弹事件,希特勒共被德国人计划行刺六次,只是都没有成功。事实是,作为希特勒的心腹,二战最惨烈战役之一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的陆军元帅保卢斯,最终投降苏联,并选择在军事法庭上作为污点证人。 
(电影《行动目标希特勒》剧照)
【  社  会  】
在公共策略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与低下的古代,说单单为了资源劫掠而战争,或许还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但在工业与经济同时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的二十世纪初,情况则复杂得多。即使从农业革命开始算起,到近现代这段期间也只占人类存在时间不到20%的一小部分,但却同时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发展速度呈指数式的增长,正是得益于背后多维度缠绕的政治、经济与科技甚至文化,既相互促进,同时相互制约。因此很难在任何一个单独的领域去理解事实的全貌。
从罗马的覆灭开始,西欧多个不同体量的主权国互相僵持,同时与数量繁多的外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严酷的竞争环境导致西欧核心国家被迫发展出惊人的生产力,以加速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因此它的核心也就是催生它的最主要因素——竞争与掠夺。 

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掺杂混乱的种族与文化背景,导致越是处于社会核心的国家,越是迟迟不能从封建君主制过渡到民主社会阶段,原因是民主社会缺乏面临战事时的高效执行力,只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才能以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资源调度能力应付突如其来的蛮夷入侵,法国就是此类典型,因此,越是民主的国家,越是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这也是为何西欧作为民主的发源地,在制度推行上反而落后于后起的美国,后者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大西洋与太平洋)。而这一社会背景关系,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似乎还在对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产生影响。
一战前夕的德国就已经在民主的路上走得很远,这得益于他们民族深厚的哲学根基,但事物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在民主社会的先进性还未来得及充分展现的时期,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沉不住气,决意要将数量庞大且缺失凝聚力的德语群体,带向以铁血统治为方针的帝国主义道路,以侵略来平衡发展过猛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产能过剩。

这无疑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意境,上乘正道武学非一朝一夕可成,但德国已经等不及民主社会的成长,继而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一战的失利带来了以《凡尔赛和约》为主的各种沉重代价(德国因一战赔款产生的国际债务直到2010年才结清),进一步使德国的经济完全崩溃,德国马克面临的不再是贬值,而是直接变成废纸。

(截至1923年美元兑马克约为 1 : 4200亿)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逐利野心与建立民主共和制的魏玛政府显然不在一个步调上,可以说一战前的德国是为过度膨胀的欲望而战,而一战后的德国就是为了生存活命而背水一战。此时德国人民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并能绕过缓慢民主变革进程的强悍领袖。希特勒掌政后,仅仅在五年内便使濒临崩溃的德国经济得以复苏,同时创造了几百万个就业岗位,更给工人们提供了休假机会(这在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就跟乌托邦无二,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是最好的证明)。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单就政治能力的体现,希特勒堪称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典范,这也是他能快速俘获民心的积极一面。
有史学家曾戏说,假如这个魔头在发动二战前就去世,而仅留下他初期的政绩,那后世德国人对他的称谓就会是“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  对于一般人来说,再强的宗教或政治信条,都不足以构成使其支持执政者倾全国之力发动战争的动机。不少举世闻名的战争都只是少数人为满足自己出师无名的权欲,高举宗教的战旗作遮丑布发动的侵略罢了(甚至今天谈之色变的伊斯兰国,也无疑是对伊斯兰教极大的毁谤,在这里不作详细交代)。因此能促使德国民众自告奋勇参战的原因,无非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已经被压制到生存边缘。 

与其说希特勒拥有魔鬼般的对意识形态的操控能力,倒不如说,他是个以“顺应民意”作独裁跳板的极端民粹主义者。希特勒是一个善于乱中取胜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令他最寝食难安的反而是国富民强天下太平,而此时的德国,就正是民怨沸腾,国家兴亡于旦夕的革命前夜,他的舞台连聚光灯都已为他打开,只要他不怕成为世界公敌,站上去,等待他的便是一呼百应。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全球的犹太裔中涌动着一股共产主义浪潮,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派,以列宁为代表的实践派(他们俩都是犹太裔),形成了撼动工业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意识流,彼时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犹太人中几乎可以称为20世纪的希伯莱信仰。
希特勒利用这股意识形态与德国犹太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将当时生活困迫的德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激化,扭曲成反犹太种族主义,并借反对德国共产党为契机,建立以他穷兵黩武的政治理念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通过将犹太人妖魔化成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凶,他名正言顺地剥夺了所有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充公为军队经费。 
(犹太集中营)

简单来讲,经济层面上的绝望,是德国发动二战的最直接诱因(这一点与同为轴心国的日本不谋而合,虽不存在一众西欧国家面临的竞争环境,但日本面临的是更为残酷的现实——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最直接诱因毋宁是其国内迅猛的工业进程对资源的巨大消耗加之美国对其实施的原油封锁政治策略),但若把考察的时间跨度扩大一些,追根溯源,德意志帝国一战后经济上的困境也可以归结为政治策略上的冒进,若把考察的对象群体也扩大一些,则甚至可以不负责任地归结为,以普鲁士为主的各个的文化差异较大的族群导致德语群体的民族凝聚力比英法两国相对低下,以致最终产生极端的种族主义以图统一。
然而,对于后世的人类而言,德国多元的种族文化,却正是德国学术地位的根基,尼采、黑格尔、路德等等对全人类思想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哲人无一不是德意志文化的产物。 历史总是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困惑,同一个对象,同一件事,当你从不同的时间跨度或不同的群体范围查考,是非功过都是可以互换的,会令人对普世价值产生一种虚无感。若能正确引导这种失落,固然会让人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厚重新审视世界,从真伪莫辨的各种事实之间,更清楚认识到若真有永恒不变的真理,那是有多弥足珍贵。但同时更要警惕走在相反方向上的危险——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渐趋模糊,陷入相对主义的深渊中,最终失去原则与底线。 
(柏林的犹太纪念碑)

在农耕社会出现之前,靠采集狩猎维持的人类社会是平等的,不但因为资源的总量远超过当时的人口,更因为,人还没有在意识中给自己植入【积累】这两个字,因此一场严冬的到来就可能是整个部落的致命杀手。 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似乎为人类开辟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要发展就必须要积累资源,对积累的狂热使人类的发展从在地上爬的一夜之间成为天上飞的,自此,人类统治的不再只是同类,而是整个地球(人类的存在时间,在地质时间中就只是弹指一瞬,更别说天文单位,但至少人类认为自己已经升为统治者)。【自由】这个词,终于真正让人类感到是触手可及的,然而飞速发展带来丰裕优渥的生存环境的同时导致的人口激增,也使人类十几万年来首次意识到自己所处星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这是个噩梦般的认知,在没有人愿意成为受害者的前提下,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在以积累为第一原则的前提下,这意味着,自由就是要赶在其他人之前将资源据为己有,而这更意味着发展的代价就是不平等。 

自由与平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为任何一个而完全放弃另一个都会导致社会的失衡。在远古,人类有绝对的平等,但却没有自由,就连离开山洞,都可能为猛兽果腹。在现代,我们的大型离子对撞机就像一个图腾,是自由的象征,政治领袖只需轻张金口就可以将心思意念推行给全人类,这在我们祖先的部落领袖们看来是只有他们膜拜的天神才配拥有的能力,但他们却也同时不会想到,他们卓越如斯的子裔竟还在为了一块地一口粮而争得头破血流。 希特勒的纳粹党以铁十字勋章取代了耶稣的十字架,发动了一次二十世纪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他打造出一个新的利未支派——党卫军,他瞄准德意志帝国经济崩溃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将其作为民众理性防线的突破口,把教会一直秉持的马丁?路德倡导的理念(【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名;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马书》13:1-2)曲解成人们对他进行偶像崇拜的绝对理由,他就是要成为这个民族的神。 也许当盟军攻破诺曼底,当红军兵临柏林城下,这个拥有魔鬼般魅惑力的人才意识到他始终只是个人。假如他知道被他屠戮的犹太人于纳粹德国投降的三年后就在耶路撒冷复兴了以色列国,也许就会明白自己只是另一个尼布甲尼撒。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利未记》26:12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启示录》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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