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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竹书纪年》记载,西周孝王(根据《竹书纪年》记载)

网友提问:

《竹书纪年》与《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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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郭店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其中有字简726枚,文字13000个。里面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是禅让制,歌颂了仁爱、孝顺、让贤的儒家思想。而《竹书纪年》则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认为尧舜禹并非禅让,而是通过野蛮的政变获得帝位,充满了阴谋和功利色彩。不难看出,他们都加入了自已的主观思想。

《郭店楚简简》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期,歌颂了尧舜禹的仁爱和让贤美德,肯定了贤明君主对社会的好处。“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嗣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xxx×xx为民主也。故其为寞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这段话的意思是:尧发现舜孝顺,可以养天下之老;发现舜谦让,能够尊重天下之长者;发现舜善良谦逊,可以为天下之主;发现舜对尧忠心不二,可以把天下大权交给他。

《郭店楚简》认为:“古者圣人廿而冒,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治政。四枳,耳目明衰,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年青的时侯奋发有为,年纪大了主动退下来,将国家大权交给贤能的人接替。尧年老后让位于舜,舜年老后让位于禹。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叙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史官亦称《汲冢纪年》。是西晋整理出土《竹书纪年》的部分内容,属编年体史书,也是最早的书籍之一,十分珍贵。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河南汲县)人有个叫不准(fou,biao)的盗墓贼盗了魏安釐王(一说是魏襄王)的墓,“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由于他不懂文物价值,当火把烧了一部分;官府处置不当,又毁损了一部分。

《竹书纪年》由于深埋地下,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非常珍贵。它所记载的内容更是石破天惊,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与《郭店竹简》、《史记》等文献资料相去甚远。《竹书纪年》是这样记叙尧舜权力交接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尧要传子丹朱,被舜发动政变囚禁致死。后来禹如法效仿,将舜放逐到远方囚禁致死。禹死,他的儿子启继位。益密谋夺位,被启杀死。《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伊尹篡位,太甲杀伊尹的事件;纣王囚周文王不是因为崇侯虎进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武装冲突,败而被俘;周武王趁商纣王征东夷偷袭都城朝歌,灭商代周;周平王东迁,与携王并立;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为什么《郭店楚简》和巜竹书纪年》记载不一样呢?虽然他们早于太史公的巜史记》,更接近于尧舜禹时代,但是离尧舜禹时代毕竟还很遥远,他们的记载或多或少溶入了自已的主观思想。儒家按理想治国,强调礼义仁智信,因此他们想象中的尧舜禹都是贤明的君主、道德的圣人。《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记,魏国属于三晋之地,魏国的读书人走的都是讴歌机诈权变、鄙视仁义道德的“法家路线”。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只有谋略最值得推崇,不论手段如何,取胜才是关键,其它都是幼稚可笑的。因此,他们笔下的尧舜禹都是权谋高手,其政权更迭充满血腥。

到底哪一种记载更为真实,除了要依赖更多的考古资料,还要有一种辩正的观点看问题。只有不懈努力探索,去伪存真,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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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决定脑袋,人戴的眼镜不同,世界的颜色就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讲出来的故事也不同,善良人眼中皆是善,恶人眼里皆是恶。有两个人看到一女子给了孩子一巴掌,一个说这女人虐待儿童;另一个说这女人在给孩子拍蚊子,动作一样,但评价却不一样。阴谋论者说《竹书纪年》比《尚书》早,《竹书纪年》记录的内容比较可信;但新出土的《郭店楚木竹简》比《竹书纪年》还早,他们却说这都是儒家篡改历史。只能说仁者见仁,恶者只信恶了。

《竹书纪年》成于篡权夺位的魏氏,出土于也是靠占了曹家江山的司马氏,这真是善人出善言,恶人出恶果,应我那句话了:“善者眼里皆是善,恶者眼里都是恶。”现在言论自由,百家争鸣,可世上本就什么鸟都有,叫的声音也是千奇百怪,让一只乌鸦学夜莺叫,它怎么也叫不出夜莺的声音;多美的曲调一只破锣也敲不出雅乐来。脑子异类的总是有,会叫的鸟也是什么声音都有,恶鸟是叫不出好声音的!不是有一些还为秦桧喊冤吗,说秦桧是大忠臣。习惯了就好,一样水土养百种人,善恶皆本性,动物界本来就没有是非观念,我们也不能搞文字狱,只能顺其自然吧!关键是这种忠奸、善恶颠倒,廉耻不分的风气一但形成就该变天了,一个严冬下来才会少了很多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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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到目前为止,竹书记年的内容只是符合了现代人的阴谋论思想,才被吹捧为“真正的历史”,更有逗逼的民科用竹书记年里的几句话,或者几个字来质疑,或者说创造历史,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不如他啦,中国人祖先来自中亚或者非洲甚至欧洲啦!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孤证不立”,换句话说,你的理论,记载,如果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证据,人们可以不采信,因为证据太薄弱。

目前看来,竹书记年就是典型的孤证。根本没有其他文字记载印证,或者说确认了竹书记年的记载。

所以说,竹书记年里的东西看看就得了,盲目相信,或者像某些民科似的在一个孤证上随意展开想象力,都是扯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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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大部分是儒家典籍。十六篇先秦时期的文献,道家典籍三篇,儒家典籍为十二篇。这些儒家典籍当然写的是理想化的社会。竹书纪年写的是现实社会。儒家文化的追求只是追求,儒家思想的向往社会,从古至今都没有实现过。即使在儒家思想发达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实现过,别说在物资匮乏还存在人吃人,到处是奴隶的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殷商被考古发现还存在吃人肉,加工人骨工具,大量人殉祭祀。真不知道儒家的理想上古时代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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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制是人类在进入父系氏族原始部落时期必须要经历的制度,因为当时人类社会自身虽然产生了生产产品剩余,但生产力依然低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最关键的是人口密度的增大导致了部落间的战争危机越来越大,部落必须要选择一个能力最强,最有公信力的人做部落领袖,以保证其抵御和扩张的能力。从印第安人族长和古游牧部落首领的类似选择方式也可以认证这一点。至于说尧舜禹是否是主动培养禅让还是年纪大了被动禅让,我认为并无实际意义。